最近看了陸川導演的《武當一夢》、《天工開物》及電視劇《借命而生》，我們最近也有不少交流，他反復提到一個詞“表達”，說實話一開始我并沒有太在意，直到最近我重讀了一本容易被書名誤導的書《娛樂至死》，這本尼爾·波茲曼的經典之作居然出版于1985年，他對電視時代過度娛樂化的批評在今天的人工智能時代依然振聾發聵。

我才又聯想到陸導“表達”兩個字的分量。《武當一夢》是王小凡普通人的困惑和煩惱，中年危機的他到武當山去問道；《天工開物》中宋應星六次科舉不第，四十五歲作了一部“與功名利祿無關也”的書，卻撐起一個民族科技火種的延續，乃至對世界文明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和影響。而《借命而生》以杜湘東與徐文國兩個孤兒為代表的群像在一個時代的墮落中撐起了人性的光輝，但代價卻虐慘了觀眾。為了不劇透，我不想說太多劇情。

《武當一夢》演出 圖源：武當一夢

我只記得有次深夜，酒過三巡，陸導若有所思的對我們幾個朋友說，“借命中我是有點狠的，我是有些話要說”。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光，直到最近完整看完這兩年陸導的幾部作品，前兩個是文旅演藝，《借命而生》是電視劇，但我覺得這應該陸導思想表達的三個不同層次，但在其中我都看到了陸導對普通人、平凡人甚至底層人的愛和悲憫，這樣的情懷和擔當做出的作品無論是什么形式表現出來，都是能得到大多數人真誠的共鳴的，“有表達”三個字分量多重啊！

之前我曾批評過文旅項目的過度“網紅化，空心化，庸俗化”，其實就是這些項目無靈魂，沒態度，沒表達。這部經典之作《娛樂至死》只看看引言就足以震撼我們的神經了，分享給大家：

“人們一直密切關注著1984年。這一年如期而至，而喬治•奧威眾關于1984年的預言沒有成為現實，憂慮過后的美國人禁不住唱起了頌揚自己的贊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續，不管奧威爾筆下的噩夢是否降臨在別的地方，至少我們是幸免于難了。

《天工開物》劇照 

但是我們忘了，除了奧威爾可怕的預言外，還有另一個同樣讓人毛骨悚然的版本，雖然這個版本年代稍稍久遠一點兒，而且也不那么廣為人知。這就是1932年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即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也不會料到，赫骨黎和奧威爾的預言截然不同。奧威爾警告人們將會受到外來壓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則認為，人們失去自由、成功和歷史并不是“老大哥”之過。在他看來，人們會漸漸愛上壓迫，崇拜那些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的工業技術。

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得黎擔心的是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愿意讀書；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赫背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奧威爾害怕的是真理被隱瞞，赫骨黎擔心的是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游戲的庸俗文化。

正如赫胥黎在《重訪美麗新世界》里提到的，我們“完全忽視了人們對于娛樂的無盡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們受制于痛苦，而在《美麗新世界》中，人們由于享樂失去了自由。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于我們熱愛的東西。

《借命而生》宣傳海報

波茲曼提醒美國人應該把視線投向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城。作為美國民族性格和抱負的象征，這個城市的標志是一幅30英尺高的老虎機圖片以及表演歌舞的女演員。這是一個娛樂之城，在這里，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美國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美國人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當今的文旅項目是不是在追求“娛樂至死”的時候想一想我們在“表達”什么？我想文旅人是有這個責任的。這本書推薦大家再讀讀吧。更推薦大家看一看陸導最近的三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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